我是一个残疾孩子，左眼睛不好，里面没有瞳仁，整个眼球都是白色的，看上去有些吓人。因为眼睛的缘故，刚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。
收养我的人叫做孙婆婆，是一个神婆。居住在沂蒙山深处的坡上村。坡上村濒临沂水河，孙婆婆说，她是在河边的竹篮里捡到我的。
1988年11月30日，我两周岁。
孙婆婆替我占了一卦，然后，她拿过来一个脸盆，一个铜锤，让我选。
我看那脸盆里有水，径直爬过去，划拉着小手玩的开心。
孙婆婆一语定音，说：“好了，你以后就叫孙脸盆。”
后来我想，当初，幸亏她没把尿桶搬出来，否则我一定爬过去，到时候就得叫孙尿桶了。
多惨！
和孙尿桶比起来，我现在的名字好听到不得了。
坡上村很大，差不多有500户人家，人丁兴旺。两岁的我，过的优哉游哉，童年玩伴甚多。
1989年，我三岁。改革春风吹到了坡上村，但凡有点能耐的人全都跑到城市里去。长久生活在山里的人一旦见识到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再也不肯回来。
他们不仅不肯回来，还要想方设法的把其他人搬走，力求共同致富。经过这伙儿人的努力，坡上村获得了政府补贴，奖励村民们统一搬迁，规划居住。
这是一件好事儿，惠及百姓。
于是乎，眨眼之间，村里只剩下26个人，都是那些恋家不肯走的，清一色的鳏寡孤独。其中也包括我的收养人孙婆婆。
村民们搬走以后，坡上村空出来很多老房子，全都没有人住，慢慢的野草横生，村里也变得暮气沉沉。
幸好还有我，年仅3岁的、瞎了一只眼的孙脸盆。我是老人们共同的乐子，谁都愿意逗着我玩儿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村里的老人们齐刷刷的聚拢在我身边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集体。
可怜我一个3岁的孩子，整天和一群孤寡老人呆在一起，完全没有了童年。还要被人家当成玩具耍，种种悲催可想而知。
村里的老人们非常无聊，经常领着我挨家挨户的转，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全都是些空空荡荡的老房子，慢慢的野草横生。
一个小孩子，经常出没在野草横生的破旧院落里，偶尔还有野兽出没，我的胆子不可能不大。
准确来说，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。
除了偶然间出没的山间野兽以外，我的收养人孙婆婆最能吓我。她经常性的装神弄鬼，老是搞出一些可怕的声音，一开始吓我的魂不附体。
慢慢的，我被她折腾习惯了，开始变得胆大包天。
在我8岁那一年，村里有个老人死在我面前，瞪圆了双眼，面庞青紫，嘴角鼻孔里都有黑血流出。
我若无其事的围着他转，甚至还装成大人的口气，说：“哎，又死了一个，赶紧刨个坑埋了吧。”
也是从那一天起，孙婆婆感觉我“锻炼”的可以了，开始教给我独门法术。
她说：“虽然你小了点一儿，很有可能学不会太多。可是我怕活不了太久，凑合着教一下吧。”
当时我没心没肺的说：“你死了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死的太难看。千万别像张爷爷那样口鼻流血的死，太不雅观。”
“雅观”这俩字是刘爷爷教给我的，他是一个老秀才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
装神弄鬼的孙婆婆不务正业，根本赚不来钱，村里的老人们更加不堪，一个个老弱病残。村里绝大部分开支来自于刘秀才的卖字收入。
可惜我没有书法天赋，怎么学也学不好，写起毛笔字来如同狗爬。
孙婆婆说，毛笔字写的差一些没有关系，我们家脸盆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
我问她，什么叫做不平凡。
她指着周围的老人说，脸盆你看，他们都是种地的、打猎的、不务正业和卖弄毛笔字的，唯独你，是一个神棍。
当时我感觉神棍这俩字牛逼闪闪。立刻决定：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神棍。
至于我的理想是什么，管它呢，先把神棍做好再说。这是刘秀才教给我的道理，他是我的人生导师，从小教导我脚踏实地。可是他和孙婆婆不合。
在我的印象里，刘秀才和孙婆婆屡屡争吵，起因莫名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信奉唯物主义不敬鬼神，一个信奉唯心主义装神弄鬼，两个人注定冲突不断。
可是好在，谁也不乐意把此种冲突波及到我身上。于是乎，我成为了一个唯物又唯心的神棍，兼具两家之长。
说白了，就是啥也学不好。
孙婆婆信奉水神。她说，脸盆啊，你被沂水河送到我面前，咱们娘俩注定有缘。
我问她，什么是缘？
孙婆婆支支吾吾了半天，啥都没有解释出来。
这让我的神棍生涯蒙上了阴影，我认为，神棍和骗子一样，都是忽悠人玩的。
刘秀才听后大喜，躲在一边窃笑。
孙婆婆怒不可遏，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受到了嘲讽。她迈着小碎步跑回屋子里，很快拿出来一架纸帆船，跟我说：“弄点儿鲜血滴在上面。”
我问她，需要哪儿的鲜血，耳朵还是手掌？
孙婆婆不耐烦，一把抓起我的左手，张嘴咬下去，顿时血流如注，刹那间沾染了纸船。